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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国务院正在准备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目前已经组织了国务院法制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等相关部委局,再次进行前期的立法调研工作。而北大法学院教授沈岿也证实了这一说法。”(引自南方日报12月9日报道)
有人认为:“唐福珍以生命推动中国的法制向前进一步!”
相信大家对于因拆迁而自焚、最终抢救无效死亡的唐福珍抗拒拆迁事件都不陌生。该事件发生后,北大法学院教授沈岿联合北大4位教授,以公民名义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废止或修改《拆迁条例》相关条款。大家对唐福珍个人遭遇无比痛惜,对唐福珍事件无比愤恨,对北大五教授(沈岿、钱明星、姜明安、王锡锌、陈瑞洪)的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结果无比期待。

北大五教授认为我国现行的《拆迁条例》已经违背了宪法等上位法,建议废止或修改,并提出《拆迁条例》与法律攒在三方面的冲突:

冲突1 

依据宪法和法律,补偿应在房屋拆迁之前完成,而《拆迁条例》却将本应在征收阶段完成的补偿问题延至拆迁阶段解决。

冲突2

征收、补偿主体应是国家,征收补偿法律关系应是行政法律关系,但《拆迁条例》却将补偿主体定位为拆迁人,将拆迁补偿关系界定成民事法律关系。

冲突3

对单位、个人房屋进行拆迁,必须先依法对房屋进行征收,而《条例》却授权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没有依法征收的前提下就可给予拆迁人拆迁许可。

针对北大五教授提出的《拆迁条例》“三宗罪”,有人提出征收、补偿的主体应为政府;变原来拆迁人与被拆迁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为政府与被拆迁人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这样似乎就可以解决我国拆迁乱象,维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对此,我个人认为:政府成为拆迁、补偿的主体,不一定能对我国拆迁起到拨乱反正得作用。

首先,现行的《拆迁条例》也明确了政府和政府部门在拆迁、征收中保护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职责,且中央或中央部门的会议也不知一次要求政府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但政府的不作为或者乱作为却成了拆迁乱象的的推手。比如:依《条例》政府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在拆迁人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的前提下发放拆迁许可证;但现实的情况是政府拆迁管理部门往往在拆迁人没有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的情况下也发放拆迁许可证即政府都不遵守自己制定的《条例》的情况大量存在。

其次,对于上述政府违法情况,也有被拆迁人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由于政府相对于受理行政诉讼法院而言的强势地位,在整个行政诉讼中几乎可以主导作用;法院对此类起诉不予立案,或者立案后对案件审理一再拖延,甚至要求当事人撤诉。

再次,如果政府成为拆迁、补偿的主体,而不改变现行拆迁中政府对拟拆迁的房地产制定补偿标准的权力,政府仍然是兼具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地位;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的维护也就无从谈起了。

所以,笔者认为,国务院现行的《拆迁条例》是否修改、废止以及如何修改,绝对不仅仅是一部条例或者一部法律的问题;中国的拆迁问题也不是仅仅通过修改或废止《拆迁条例》可以解决。它涉及到我国整个物权法律制度的问题,也涉及到国家司法权甚至政治改革的问题。

针对中国拆迁的乱象,《拆迁条例》成为社会诟病的对象,并引发修改或废止该《条例》的强烈呼声,结合我的分析,此举其实是没有找对、找全问题的根源,更不是解决拆迁乱象的根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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